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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国操纵“颜色革命”的心态与手法

  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反而今不如昔。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一是外汇和财政收入持续减少。据埃及官方数据表明,埃及出口额逐年缩减:2012-2013年为270亿美元,2013-2014年为260亿美元,2014-2015年为223亿美元,2015-2016年再减至187亿美元。二是失业问题愈发严重。2011年中东剧变后政局动荡,大批资金外逃,劳动岗位进一步减少。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失业率从革命前的9.8%升至2015年的12.8%。三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2016年,埃及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10.2%,日用消费品大幅涨价,民众苦不堪言。“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一是教俗矛盾更趋激烈。中东剧变后,宗教政治势力实力大涨,埃及的穆兄会还一度上台掌权。宗教政治势力兴起,直接导致世俗与宗教矛盾白热化、公开化。二是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异军突起。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一代极端恐怖势力一度动摇中东主权国家版图,使中东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连点成片,使中东成了恐怖活动重灾区。此外,中东剧变还导致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
  正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颜色革命”的风险就现实存在。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我们在搞好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