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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国操纵“颜色革命”的心态与手法

  “颜色革命”的出现看似突兀,实则是西方国家长期文化渗透后的临界质变。一般来说,在“颜色革命”发生前,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出现大乱之前,往往会出现种种征兆。凡是爆发“颜色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基本都是国内先出现种种乱象。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严重衰退。二是朝野上下均出现反对势力。三是意识形态领域混乱。正如曾国藩所说:
  【“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
  “颜色革命”则相当于足球场上反复传球后的临门一脚,目的就是实现绝杀。
  西方大国热衷“颜色革命”,主要在于:策动“颜色革命”投入小,产出大。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因此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乌克兰“橙色革命”中,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而且,“颜色革命”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霸权手段。它经常使被冲击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不进行镇压,政府则可能被推翻。
  “阿拉伯之春”:黑手无处不在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是内因主导,是阿拉伯民众的自发社会政治运动。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某种程度上就是一场中东版的“颜色革命”。如果没有西方大国介入,这场剧变的烈度、强度以及危害程度不可能这么大。
  首先,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使用的口号都是极具煽动性的简单标语(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聚集、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在埃及政权更替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功不可没”。在美国等外部势力长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据2008年埃及人权发展报告统计,埃及非政府组织逐年递增。1964-1973年间,年均新增316个非政府组织,2004-2006年间年均增加850个。到2007年,埃及非政府组织已达21500个。另有统计显示,1900年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仅为65个,1925年增至300个,1960年有3195个,1976年有7593个,1990年增至12832个,2008年又翻了一番,达到2629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