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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帯一路”倡议促使安倍改变对华政策

日中经济协会设有“21世纪日中关系展望委员会”,2016年的第13次建议——《不断改革与全球合作的新展开——以加深与扩大日中关系为目标》说:“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期待与各国、各地区的计划相吻合,以资国际物流网络的建设”。关于“在第三国市场的合作”,这项政策建议提出,“在许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的新兴第三国市场项目中,期待日、中两国企业可以优势互补构建双赢的项目合作关系。另外,我们积极地期待着两国企业通过共同挖掘与第三国市场需求及购买力相适应的新产品、新服务,从而对在其他地区提供类似的潜存商品与服务起到促进作用、形成反向创新,以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东山再起之后,安倍的对华政策是全面与中国对着干,但在2017年却戏剧性地倡议“日中关系新阶段”。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利益驱动作用是巨大的,日本经济界则是迫使安倍改弦更张,转变对华政策的主要推手。

  从对着干到“友好合作”
  2012年年底,第二次上台的安倍立即在海外用英文发表文章,耸人听闻地说南海要变成“北京湖”“中国的内海”,“东海和南海仍在持续的争端意味着,日本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为此提出所谓的“亚洲安全菱形”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们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安倍以明白无误的语言告诉世界,他要建立对华战略包围圈。一直到2016年8月,他还在“非洲开发会议”上,把这一“菱形”战略改头换面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作为他的“新外交战略”。
  在国际经济领域,2013年6月安倍政府制定了《日本再兴战略》,把基础设施出口从2010年的10万亿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30万亿日元作为这一战略的支柱,并每年制定“出口战略”。这些“出口战略”无一不强调“竞争意识”和“官民一体”,如“国际竞争极其炽烈”,“现状是在严峻的国家间竞争中,(日本)远远落后于欧美和中国及韩国”,“日本如果不采取官民一体加以推进的措施,就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等。这个基调一直到2016年都没有发生变化。
  在军事方面,安倍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动作增大:2013年,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颁布《特定秘密保护法》,制定为期10年的外交安保战略指针、第一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决意实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定”的“积极和平主义”。关于中国,“战略”如是说:“中国的急剧崛起和积极进入各个领域——在缺乏充分透明性的情况下广泛且急剧地强化军事力量;在东海、南海等海空领域,表明了据认为是基于与现有国际秩序不相容的独自主张试图依靠实力改变现状的做法(如侵入尖阁诸岛附近领海、侵犯领空、设定独自的防空识别区等)”,把“中国军事力量的急剧现代化和围绕海洋问题采取扩张主义等影响力的增强”作为“日本所直面的国家安全保障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