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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撕裂的政治根源及其警示

在经济全球化、移民、环保等世界性议题上难以取得的共识,不但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也成为西方各国社会共识的分水岭。而伴随着英国脱欧的发生以及欧盟在内部事务的协调一致上面临的诸多困境,可以说,外部移民的到来,正不断解构着欧盟的超国家认同。2019年1月,由21个国家的30位知识分子共同签署的《为欧洲而战——否则破坏者会摧毁它》的公开信在法国《解放报》发表。学者们呼吁:在民粹主义的声浪之下,欧洲正深陷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因此必须为捍卫欧盟这一理念而行动,重新发现我们“失去的身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多数西方国家国内经济的衰退、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传统产业的空心化以及几次移民潮的到来,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正不断被解构与重塑,由此所诱发的一系列认同危机、信任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等,已成为撕裂西方国家和社会的一道难以弥合的伤口。这种撕裂背后的政治根源是什么?在审视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时,这又给我们哪些思考与警示?
  一、被抛弃的工人阶级
  梳理资本主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进程之中,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面对大规模的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对执政精英而言,如何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是不得不需要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福利制度逐渐兴起与完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0页)福利制度的设立,是工人阶级基本生活公民权利的承认,近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的设立,在某种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稳定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来源的同时,也维系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认同。但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形态,资本进一步摆脱了地理空间限制以及政治权力的束缚,并不断稀释着原有制度框架内达成的契约。经济全球化及其附带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赋予了资本更强的流动能力和扩张能力,也带来了其与责任、道德、共识等价值和社会制度体系的剥离。
  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其不断强化生产系统的效率,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并且试图把对它自身的各种社会约束和社会抗争降到最低,因此,精英们努力把资本转移到政治和经济成本更低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而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群体却因为地理限制和国家间的壁垒难以自由流动,难以去到那些就业机会更多的国家,从而不断经历着产业空心化的悲歌。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国家的底层劳工与本国经济、知识精英间的心理和实际联系都不断弱化,而国家既要面对外部其他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及制度竞争,也要面对本国工人群体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但维系增长和对外竞争的需要,无疑加强了西方国家对跨国资本所创造的利润的依赖,并形成了政治权力与资本以及精英的合谋。由此,精英群体及其组织在政治诉求表达和社会决策体系上获得了巨大影响力和优先权,而留给底层工人阶级的是贫穷、被边缘化、社会流动机会的丧失和日渐薄弱的谈判能力。